仇鹿鸣：安史之乱的另一面
新的一期《文汇学人》还在努力生产中，今天再来回顾一篇旧作。为什么要回顾这篇呢？因为文短见功底嘛，2000多字的“小”文章，写的是耳熟能详的安史之乱，但绝非没有新意噢。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不但是整个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后世史家甚至视之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分水岭之一。这支起自帝国边鄙、杂糅胡汉的安史叛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在不过两月的时间内便攻陷两京，占据半壁江山，后经八年浴血奋战，唐廷虽得以最终底定叛军，重建一统，但仍不得不绥靖其余部，纵容这些世居河朔的骄兵悍将取得半独立的割据地位，自此之后藩镇问题与有唐一代相始终。而安禄山这位身世暧昧、粗鄙无文的塞外武夫究竟有何神通，一时之间竟摇动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根基，甚至若非因其内部的倾轧，燕唐之间，鹿死谁手，恐怕都很难说。史家很早就注意到，安禄山、史思明这样唐廷眼中大逆不道的叛臣在河北地区却深孚人望，“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因而所谓安史之乱，断非起自青萍之末，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为其支撑。
但中国传统王朝历史的书写，本身就带有建构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目的，采取某一王朝的正统立场本是其中的常态，因而目前所见传世文献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大体本自唐王朝的正统立场，将安史政权斥为叛逆僭伪，其论述带有鲜明的尊唐贬燕色彩。但对于当代史家而言，王朝正统论笼罩下的史学编纂不过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其通过对史料有意识地择别、剪裁，构建出有利于唐王朝的历史叙事，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安史之乱的社会背景。而使用安史年号的墓志，其所记录的逝者都是身处安史统治区域内的官民，作为当时存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未经后人的删削，多少能多透露出一些历史真相，是颇值得玩味的史料。
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方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基本上是不见于史传的小人物，所能提供的信息颇为有限。但前几年在洛阳先后出土了安禄山谋主严庄父亲严复及其弟严希庄的墓志，是少有的涉及安史之乱核心人物的墓志，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严庄作为安禄山的心腹谋臣，是策动安史起兵关键人物之一，安禄山称帝后，严庄任中书侍郎，后伙同其子安庆绪谋杀安禄山，安庆绪继位后，更以严庄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以为酬庸，“事无大小皆取决焉”，故权倾一时，后见安史势颓，复降唐，为司农卿。但由于两《唐书》并未给严庄立传，因而过去我们对这样一个叛军重要人物的家世背景并无多少了解，现据新发现的两方墓志可知，严庄的曾祖严承构曾任沧州司户参军，因举家徙居于沧州，但严庄的父亲严复、祖父严亮均无仕宦的经历，大约是河北当地不得志的中下层文人家族，所以因天下大乱而得以肆行其志。有意思的是，尽管墓志中大肆称扬严复早年命严庄投效安禄山的先见之明，但严复及其少子严希庄却一直居住在沧州老家，并未随安史叛军南下，似乎又和安史政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而当颜真卿兄弟在河北策动反正时，景州长史李暐亦起而响应，并将居住于此的严复父子扣为人质，进而族诛其家。
对于唐代政治史而言，严复墓志提供的最有史料价值的一段记载是：“天宝中，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安史乱军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多利用佛教、祆教等方式团聚部众，进行政治动员。但这种动员方式往往需要以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为依托，其涵括的对象不免有限，特别是如祆教这样带有鲜明胡族色彩的宗教，对于汉人社会的辐射力毕竟相当有限，因此只能被运用于团聚叛军的核心力量，甚至在起兵过程中过度凸显这种胡神夷教的特质，反而会激起汉族士人的夷夏正统之辨。因此，安史政权在利用祆、佛等宗教凝聚内部的同时，亦必须寻找一适当的方法，争取以尊奉儒学为基本文化底色的汉族吏民的支持，构造其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内外两面，安史政权的这种两面性大约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多的。现从严复墓志可以得知，利用传统的五德终始的学说，以五星会聚的天象变化作为易代革命的先兆，宣扬金土相代之说，是安史政权其争取人心、笼络推重儒家正统之辨的士大夫阶层，建构正统观念与王朝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甚至安禄山之所以选择“燕”为国号，也很可能与墓志中提到的“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谶语有关。
另外可以注意的是两方墓志撰者与书者，严复墓志的作者赵骅、严希庄墓志的作者房休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两位作者的结衔皆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在唐前期专掌诏诰侍从，号称是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地位十分显赫，可以说这两位墓志的作者是当时安史政权中最受重视的御用文人，墓志的书者刘秦，赵明诚《金石录》中便提到由其书丹的陈叔文碑，《法书要录》则云其妹亦以书法见称，可知刘秦出身书法世家，其天宝年间曾为翰林供奉，大约亦是书法专长为其职事，刚刚提到的陈叔文碑，可能便是他的“职务作品”。从墓志作者和书者的精心安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葬礼所具有的官方色彩。逝者的葬礼往往是生者社会权力的展现，唐代士人仕宦显达之后，大都有迁居、迁葬于两京的习惯，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唐代士族的中央化，而严庄在战乱期间，“迁神于故乡，合袝于北邙”，不惜千里迢迢将严复夫妇、严希庄夫妇迁葬洛阳，而不是就近安葬于定居已三世的沧州，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有意模仿。而优厚的褒赠、耗费巨大的迁葬、规模宏大的葬礼，无不凸显了严庄显赫的权势与地位。而对于安史政权而言，当时正处于唐军步步进逼的困境之中，正好也可以借助葬礼这一具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公开表彰为其政权牺牲的“烈士”，凝聚叛军的人心。
在这几位预其事的文人中，我们对于赵骅的经历了解得稍多，赵骅应该是陈留陷落时随太守郭纳一起投降安史的，赵骅仕唐时不过仅仅是陈留采访使支使这样微末的小官，入燕之后遽至中书舍人之要任，并受封襄陵县开国男，可见其在安史政权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两《唐书》中讲他是为安史所胁从，恐怕不太可信。但有趣的是，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廷曾经严厉地整肃附逆的伪官，当时著名的文人王维、郑虔皆牵连其中，但赵骅似乎很成功地掩饰了其在安史政权中这样春风得意的经历，并没有受到太重的处分，仅仅被贬为晋江尉而已，后来还仕至秘书少监这样颇为清要的官职。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由于赵骅卒于泾原之变，勉强也可以算作是为国死节，因而素以讲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的时候竟将其列入《忠义传》，这只能说是开了历史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赵骅在安史政权中的具体作为，中唐以后的人们便所知不详了，若非此方墓志的发现，这一秘密大约永远会被埋在历史的废墟之中。
严庄是在至德二年十月初五为其家族举行这场隆重的葬礼，但当时安庆绪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九月太子李豫率领的大军已克复长安，兵锋直指洛阳，仅仅在这场葬礼的十天之后，严庄统领安史叛军与唐军大战于新店，大败而归，洛阳失守已不可避免，六天之后，严庄本人也在穷途末路之际投降唐廷。而墓志中特别提到严庄还为他父亲树立了的神道碑，记载“门风世德，积行累仁，王业之本由，臣节之忠孝”，内容文字与墓志互有详略，但这块矗立于地上，作为安史政权官方宣传品的神道碑，大约没有埋在地下的墓志这么好的运气，尚有千载重光之日，在唐军入洛之后不久，当便为人所毁。
思想人文（2012.12.24）
仇鹿鸣 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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